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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火炬不熄灭天津学生反

2019-01-28 14:49 来源:未知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沉浸在狂欢之中。正当国统区的广大青年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的时候,反动派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短短的时间内,内部的种种腐败丑恶现象就完全暴露在人民的眼前。

  如果说,的腐败反动,使国统区的青年大失所望,那么,在胜利后对收复区青年的甄审,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1945年9月,政府修正通过了《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甄审办法》,规定收复区专科以上学生必须经过甄审合格,才准继续入学。对汉奸采取姑息宽容政策,对收复区的学生却视为“伪学生”,激起了收复区广大学生的不满和反对。天津和北京、上海、南京、青岛以及东北各大城市的学生,先后开展了反甄审的斗争……

  甄健民是一位老员,77岁高龄的他神采奕奕、精神矍铄。老人很健谈,回忆起当年参加“反甄审”的事情,他的思路是那样的清晰,就连一些具体的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记得那是1937年抗战前夕,我哥哥上学的法商学院,在北宁公园搞抗日救亡活动,我虽然只有10岁,但也参加了,到那里学唱抗日歌曲。那可能是我最先开始参加的革命活动。后来,哥哥不断地教育我,讲很多有关国家、民族的道理,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因为时局的关系,哥哥离开了天津投奔了解放区,但是他教育我的话却一直留在了我的心里,像一颗革命的火种,画出了我今后的人生轨迹。”

  “1944年,我在天津市工商学院附中读书,虽然年龄小,但我对革命的热情却不小。”据甄老回忆,当时他家住在河北区狮子林大街赵家大院1号,对面有个东亚扣子厂,是个日本汉奸开的,由于他总去那里玩,认识了厂里不少工人。有的还和他交了朋友。一次他听厂里的工人因为工资低,正酝酿着罢工,他就找到了自己当时的领导郭华(薛鉴铎)去反映。在郭华的指导下,他给工人打气、出主意,说应当和日本鬼子、汉奸斗争,结果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罢了工,并且取得了胜利。甄审激怒天津学生

  1945年8月,天津迎来了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的那一天,全市人民一片欢腾,可是,在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为了能够抢占胜利果实,又开始玩起了新花招,一项针对天津进步学生的“甄审”活动开始了。

  据甄健民回忆,1945年9月,国民政府召开教育复员会议,将收复区的学生诬蔑为“伪学生”,并决定对他们进行甄别审查。9月2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伪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规定在校生要经过甄审考试,然后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按其甄审成绩编定相当年级,发给转学证明书,分发相当学校肄业”;毕业生一律“集中受训”,“以两个月至三个月补习后,发给证明书,该项证明书由部予验明,可认为相当于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证书”。

  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甄审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办法》及《收得区中等学校教职员甄审办法》。《甄审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办法》规定:“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毕业生,须经登记甄审合格后,始得以分发”;“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应分别向各区甄审委员会登记甄审合格,各机关方得以录用”;“肄业生或毕业生应分别向各区甄审委员会登记‘取具保证书’,如证件有不合或不实,不得参加甄审”;“甄审科目以国文、英文、为共同必试科目”。

  据天津党史办公室一处于健处长介绍,所谓甄审,其实质在于打击组织和在领导下的进步青年学生。10月9日,《天津导报》针对的“甄审办法”发表“本市全体青年学生的一封信”,指出当局以“甄审”为名,歧视沦陷区的广大青年学生,实质是剥夺学生们求学上进的机会。同时发表述评,号召天津青年学生起来斗争,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同情和支持。党组织决定,因势利导,开展一场以反对甄审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争取人民自由、反对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

  党组织在分析学生思想状况的基础上,向学校地下党发出指示,要注意紧紧地团结积极分子,争取中间群众,加强与其他学校的联合进行;要努力争取老师的援助与社会舆论的支持;要警惕反动当局的,保护群众,引导运动健康地发展。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天津各学校先后召开四次反甄审大会,逐步把反甄审运动推向高潮。

  根据天津党史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0月底,市立一、二、三中等7个公立学校召开第一次反甄审联谊会议,宣布了反甄审的宗旨,对反甄审进行了思想动员。12月19日在广东中学召开第二次反甄审联谊会议。参加的学校增加到18所。会议对甄审不合理性取得共识,决定继续扩大队伍,组织起来,把反甄审斗争进行到底。22日,举行第三次反甄审会议,包括公立、私立的中学以及达仁、育德两所私立大学共22所学校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天津市学生反甄审委员会”,做出决议并通电全国,呼吁共同起来进行斗争。还派出20多名学生代表到市教育局与当局进行斗争。但这次斗争所提出的要求被教育局长黄钰生以“这是中央政府的措施,我做不了主”为由拒绝。

  当时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学委在各校发起组织社团,大办刊物,发动群众。兴办的刊物达60多种。反对甄审成为广大学生的共同要求。在广东中学26日召开的第四次反甄审会议上,根据地下党员代表的建议,成立了“天津市学生联合会”选举秦肯(广东中学王振远)、尔连柏(达仁学院)、刘长源(耀华中学)、潘桂兰(省女中)、王恩瀚(市三中)5人组成学联主席团,并做出出版《天津学联报》的决定。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形成反对甄审的4点理由及向政府提出的取消对学生、教师的甄审,允许学生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7项要求。

  12月28日,各校代表66人齐赴市教育局再次斗争。学委决定在学联成立党团,由学委委员康力任党团书记,成员有秦肯、曾纪先(邓祥)、王恩瀚、罗长和(陶夷)。3天后,得知教育局拒绝答复,经学委研究决定,12月31日,由天津学联动员组织各校学生举行反甄审大行动仪式。31日,全市学生从四面八方向教育局汇集。当时的报纸称是“万人包围教育局”。队伍派出代表16人与黄钰生谈判,学生们则在门外呼号助威。在谈判僵持局势下,学生顶住警察的威胁,冲进教育局,倒挂了教育局的牌子。

  甄健民说:“当时我们全体反甄审学生都聚集在解放路原维多利亚花园,大家协力向反动当局进行抗争。我记得后来在报纸上还看到描写当时景况的文章,其中提到了一位身着红色大衣的女学生极为活跃,她就是罗长河女士。当时她那件红色的大衣在人群中极为显眼,就好像一团革命的烈火,在不停地奔跑着,去点燃人们革命的热情。后来,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教育局长黄钰生最终签发了取消甄审的文件,反甄审斗争取得了胜利。”

  于健告诉记者,天津学生反甄审斗争,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天津人民反抗统治斗争的历史篇章。天津反甄审斗争首先获得胜利,在各收复城市中造成很大影响。反甄审斗争揭露了政府反人民的本质,打破了一部分人民对抱有的幻想,使更多的人开始怀疑并反对的政策,促进了学生思想的转变,促进和推动了天津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在领导反甄审斗争的实践中,地下党组织也得到了锻炼,取得了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

  “1945年我能参加反甄审其实与我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在日寇投降前参加革命的,主要是因为受到我哥哥的影响。我哥哥名叫刘野亮,本名刘增奎,在我小的时候,他是同志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我很小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你肯定奇怪为什么我和我哥哥不是同姓,其实甄健民不是我的本名。”甄老说的一句话让记者一震,“我的本名叫刘增祚,党组织根据我在反甄审以及后来的几次工作中的表现,1946年6月21日批准我加入了中国,为了纪念反甄审的胜利,也为了当时方便工作,我起了一个新名字———‘甄健民’。‘甄’就是纪念反甄审胜利,‘健民’是指健康的民众。”

  甄健民还回忆,在参加完反甄审后,1946年1月下旬,天津的工人运动也进入了高潮。中纺五厂工人在工人领袖、地下党员苏更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天津学联康力知道后,就要甄健民和他一起去纱厂做革命宣传。

  “我当时是天津学联宣传部副部长,我俩在工厂礼堂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苏更主持大会,工人上台演讲,强烈提出要自由、要饭吃,不能再忍受资本家压迫,反对厂方无理克扣工人工资。康力代表市学联讲话,表示全市学生坚决站在工人一边,支援工人斗争。我当场教工人学唱革命歌曲,是一首十月革命时期俄国工人唱的歌。歌词我到现在还能背出来:‘生活就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心窝。’我们在工厂活动了好长时间,快散会时,反动派的宪特持枪包围了工厂,并声言在工人中混进了外边的坏人。康力当时十分镇定,苏更很有把握地告诉我们,继续学唱歌曲,工人会保护我们。我在教歌的时候,清楚地听到了后台的脚步声,那是工人们在武装起来保护我们。当时工厂里有厂警,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拿着枪面向我们,工人向他们喊话,要厂警与工人站在一条线上,厂警不能打工人兄弟。在不断的动员和教育下,厂警们纷纷掉转枪口,和工人们一起一致对外。反动派的宪特怕引起冲突,吓得跑掉了,我们也平安地从工厂里走了出来。”

  到了1948年,甄健民因为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天津。但是,在天津解放前夕,又带着党交给的新任务回到了这座一直深爱着的城市。1949年1月15日凌晨,他配合入城的解放军解放了当时成为伤兵医院的市立第一中学,迎接了天津解放的第一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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